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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龙 江 : 山 谷 的 回 响

文 、 图   |  马 未 啸 

独龙语中没有“你好”,他们打招呼用的是“卡来尼基”——你要去哪呀?人与人的相遇永远是在路上,而且是如此珍贵和美丽。

那个峡谷

“很糟糕,他们把动物的头挂在门头上。”

“那里潮湿吗?需要准备防水用品吗?” 

“他们什么都猎,猴子、熊、岩羊、老鹰。” 

“是为了吃肉?听说冬天大雪封山就出不来了?”

“他们什么都吃,吃完了就把头挂在墙上。”

“他们的文面你见过吗?” 

“那里的人又矮又丑,近亲结婚。完全没有环保意识。”

 

我放弃了询问。

 

去独龙江之前,我去见了一位曾到过那儿的野生动物研究者,他很多年前为拍摄野生动物深入过那个峡谷,对那里糟糕的动物保护环境记忆犹新。

 

对动物我不太了解,咨询他的本意是想在去那个峡谷拍文面之前获取一些有用信息。可以查到的资料少的可怜,基本上千篇一律。其中有两个方向——浪漫化:原始森林、清澈的河流、蝴蝶般的文面;妖魔化:蚂蟥、毒蛇、穷困不堪的生活和愚昧的人。一位大学老师和一位社会学者曾在那里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尝试联系时杳无音讯。

从县城到乡

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需要碰点运气。

 

到独龙江没有班车,得找货车司机搭顺风车。在县城住了三天,经旅馆老板娘指点,在一家食品批发店找到了和老板,他正准备第二天往独龙江运一车物资。店门口停了辆白色带雨棚的轻型卡车,货物已经装了一半,基本上是方便面,真空包装的鸡腿,儿童食品,白酒,啤酒,还有些生活用品,脸盆卫生纸之类。他说天冷之后基本每周都要跑一趟,往独龙江里拉物资,他的亲戚在那儿开了个小型批发部,冬天说不定哪天一场大雪就把路封了,再也进不去,要到来年5月山上的雪才可能化掉。他跟我说了一个通行价格,叫我明早等他电话。

 

坐他的车爬上山顶,穿过一个溶洞般的简易隧道,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路上车坏了一次,和老板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根细铜管,说刹车油管漏了,要换。那时我们已经翻过山口在往下走了。山路十分陡峭,我开始有点后悔:至少应该找两个司机,挑个看起来顺眼的。路非常烂,颠簸起来头会撞到车顶,货在身后的车棚里翻腾。有小石子路,有大石子路,有烂泥路,还有大石头横在路中,要下去搬开。和老板是丽江永胜人,一边摆弄着方向盘一边跟我说着永胜人的勤劳和精明,以及发家致富之道:贡山县城和独龙江乡里做批发部生意的基本都是永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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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大麦已经成熟,独龙人用刀将麦穗小心的割下

路上看到几名个头矮小的男人打着白色绑腿,背着一个大箩筐,正疾速行进。他们走路十分有节奏感。看到车,自觉靠边停下,倾斜身体,一只手撑崖壁,用以给卡车让出足够空间,纪律性和节奏感有种部队行军的感觉。这简易公路实在窄的可怜,有些地方宽仅够通过一辆车。擦肩而过后,他们立即回到原有姿势和节奏继续前行。他们的箩筐中装着不知什么沉重的东西,并非一般常见的用肩带背在背上,而是用一根扁带架在前额上,重量顺着颈椎传到腰部再传到小腿,整个姿势优美有力,低头,手扶扁带保持稳定,身体前倾,小腿用力蹬地,步幅不大但节奏很快。重量使他们无法抬头,只能盯着地面专注行路。

 

车终于开到乡政府时,已经夜里12点,90公里的路走了接近19个小时。黑暗中,和老板把我领到开着一盏昏暗小灯的木板房,一个女孩拿着一串钥匙过来开门,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只小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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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所在地,路边种着山上挖来的蕨类植物

第二天,我换了家条件稍好的旅馆。这家的老板娘看起来十分警惕和严肃。我表明来意,她似乎和蔼起来,跟我说,她给我的是一个只会给熟客的价格,我表示感谢。男主人据说是乡里的小学校长,哥哥曾是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他们是独龙人。老板娘有点忽冷忽热,我得不断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生怕惹她不快。他们的大女儿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读书,客厅中有一张大合影,她指给我看,她女儿站在56个民族代表中,穿着鲜艳的独龙服装,正接受当时的总书记接见。

 

隔壁住着几个电力公司的人,正沿着独龙江测绘,为施工做准备。目前独龙江只有乡政府所在地通了电,下一步要将电线往上游和下游架设。几个人中,领头的是个傈僳族,叫陈震东,我叫他“东哥”,三十多岁,兰坪人,和老婆离了婚,开一辆破旧的老款切诺基。每天太阳出来,他就会带上一个大茶杯,坐在旅馆旁空地上晒太阳抽水烟筒。他慷慨的分了些云南普洱茶给我,并递过来一根烟。他是科长,水烟就是他的命,走到哪里都要带上。他说只要他在办公室,每天来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一天下来,递过来的烟能插满一个大笔筒。

 

大约过了两三天,我的拍摄计划还没什么头绪,从哪开始到哪结束,如何找到可靠向导,甚至那些文面者在哪里,都一无所知,只能从每天去吃饭的“宝鸡饭店”打听一些消息。

沉默的独龙人与纹面

宝鸡饭店的老板高德才真的是陕西宝鸡人,姓高长的也高,目测有一米八五到一米八八,又高又胖。胖子一般做菜都不赖,他果然是个好厨子,我一天三顿基本都在他这里解决。我问他:“你应该是独龙江最高的人吧?”他说:“独龙江?我可能是怒江州最高的人了。”

 

云南人本就不算高,独龙人又算云南人中的小个子。不难想象,如果山地民族都是高德才这种个头,一定早就灭绝了。这样的身材在陡峭的山间不容易保持平衡,腿部负担也太重。我脑中浮现出高德才背着箩筐笨拙的在山间跳跃的场面,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试了很多次,换了很多方案,每次都是摔下山崖的结局。不过现实中高德才和独龙江缘分未尽,早年曾跟着工程队在西藏修路,如今安顿下来,有了独龙族老婆和一个三岁的儿子。

 

她老婆来自距孔当村5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子,说他们村就有一个文面的老妇人还在世,她奶奶也纹过面,不过已经去世很久了。她活络,话多,和我聊天时毫不羞涩。相比之下,那些偶尔来饭店吃饭的独龙人从不主动和外人搭话,进门时面无表情或者说有点木讷,绕着小桌子转一圈才坐下,只有问他们吃什么时才会开口。他们基本和我路上碰到的那几个行路的一样,都打着白色绑腿,一般是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乡里,卖掉荞麦或药材,吃点东西,然后买些种子、日用品。

 

我意识到,旅馆老板娘,和高德才的老婆,都不属于典型的独龙人。独龙人不会轻易向你敞开怀抱,甚至吝于说几句客气话,我想他们可能需要经历某种仪式性的东西,才会接纳你,一旦接纳,就会以诚相待。很多社会形态封闭的部落民族都有类似的防御机制,来减轻信任可能带来的风险。据说有个部落对初来乍到的陌生人不是握手,而是给上一耳光,再观察这个人的反应,以选择下一步如何对待他。这种测试的代价不会很大,但是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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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妇女手臂上的纹样。除了面部,一些女人也会在手臂上文身,这种形式的文身和"丑化自己,消极抵抗"的说法有矛盾之处

对于文面,网上查到的资料介绍中喜欢用“活化石”这个词,以显示稀有。“活”和“化石”本是对立的,这个词不经意透露出文面在文化语境中的遭遇——即使有文面女还在世,但文面已经“僵尸化”,早已失去了文化上的生存环境。我本想对找得到的文面女问一句:“你如何看待文面?你喜欢自己的文面吗?”但随即想到这是个再愚蠢不过的问题。她们该如何回答我?是揣摩我的想法然后给我一个想要的答案,还是闭口不答?文面失去了文化根源,就毫无意义,是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新中国成立后,文面被视作裹脚一样,是迫害妇女的象征,被明令禁止。中央政府1950年代提出尊重民族习惯,文面又兴起一段时间,但到了60年代又被禁,80年代后已没有人再愿意文面了。但让独龙人没想到的是,如今文面变成了“活化石”,变成了独龙族的象征,还让国内外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昆明有个知名景点“云南民族村”,请了最年轻的文面女去常驻,她成了独龙明星,接受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接见。在遵循传统的年代,文面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自觉,但经过如此反复,已经被异化,从一个符号转变为另一个符号,好与不好,他们说了不算。

 

有“迫害妇女”的说法,是因为经学者考证,独龙人文面是为了对抗藏族土司。独龙江北部与西藏相连,以前的藏族土司对这里实行奴役统治,除了进贡课税,还经常来掳掠妇女,独龙人于是发展出文面这种消极抵抗手段,以丑化自己使掳掠者倒胃口。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研究完全不考虑文化源流,文面和文身在精神世界具有的图腾意义和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意义被屏蔽了。我无法相信,独龙人的文面和台湾泰雅人和海南黎族的文面在发生机制和文化意义上毫无相似性可言,除非在台湾和海南岛都找得到抢女人的统治者。

 

东哥说明天他要开车到下游的马库村去接测绘员,问我去不去玩。正合我意。独龙江上下游之间蜿蜒着一条简易公路,大部分时间没有顺风车可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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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者使用溜索过江。这是在怒江地区常见的过江方式,在没有钢索的年代,使用的是竹索或藤索

天气很好,马库热的出奇,太阳似乎也比孔当的毒辣,山上的树矮小稀疏了许多。再往前是个叫钦郎当的地方,再过去就是缅甸了。边界上没有正式口岸,会有缅甸边民往来两边买卖东西,带过来的主要是竹编日用品、猎获和玉矿石。缅北这一地区的基督教非常兴盛,带动了相邻独龙江下游的信教者,很多家的木板房上都挂着宣教海报或画着十字架,离路边稍高一点的地方有座木板教堂,屋顶上用木条钉着十字架。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社会属性低,往往没有发达的宣教体系,也没有成文的教义,很难匹敌如公司化运作的强大一神教。“万物有灵”往往意味着它会渗透进日常生活,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实际却没有边界,天地之间皆是教堂,脚踏之处皆是圣地,这导致信仰的代价太大。如果把去教堂比作上班打卡,那原始宗教可能就没有下班的时间了。大部分有信仰者会把宗教看做精神依靠,正确、安全、信任、团结,借依附而获得现实对自身的良好反馈。而“万物有灵”信仰没有精神和现实的分界,信仰就是一切生活。文明越发达,宗教的社会性越明显,“万物有灵”最终衰败。教堂的千人大合唱和祷告要比一对一复杂繁琐的萨满仪式有效率的多。

在马库碰到的一个村民告诉我,下游的文面者非常少,并且没有“满纹”——就是文面图案并非满脸都是,最多在下巴中间纹一小块。回去的路上东哥提醒我看车窗外有个文面的女人,我下车,看见她确实只有下巴上有一块长条形的点状图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文面。她大约60岁,一个人在路上溜达,看到我,脸上是不知所措的笑容。可惜她一点汉话都不会,没办法交流。关于有学者考证的“消极抵抗”说,部分依据即来自文面者皆为女性,且远离西藏边界的地方文面者稀少。

遇见波松

几天后我又蹭了东哥的车去上游,一路问过去,统计了大致的文面者数量和分布地区,最远的村从公路尽头需要徒步两天才能到达。在公路尽头的迪政当村,我碰到一群正在修房子的独龙男人,每人都挎着一柄厚背砍刀,有人打着白色绑腿。几个人在房顶上铺木质瓦片,另外几个在下面帮忙。我打了个招呼,问他们,我准备要来这里照相,有没有可以给我帮忙的人,结果所有人整齐的把头转向远处,盯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我不确定,他们是完全不懂我在说什么,还是那个年轻人就是答案。他从远处走过来主动和我打招呼。

 

“我想拍摄文面女,你有没有时间给我帮忙?翻译、背东西之类的,可以按天算钱。” 

“噢,可以可以。” 

“太好了。我说话你都能懂?”

“懂,懂。我做过向导,给徒步的人做向导。还帮一个老师找过文面女。” 

 

他汉语不错,我放心了点。

 

“徒步的人一般去哪里?”

“从这里走到察瓦龙或日东,每年夏天都来,我帮他们带队。”

 

这下我更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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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山顶开始积雪,一直到5月才会融化 

察瓦龙是从独龙江翻过山后能抵达的一个藏人村庄,快的话也需要走四五天,户外徒步爱好者会在独龙江这边雇背夫和向导走到察瓦龙,再坐车到察隅,从察隅再到拉萨,背夫们则从察瓦龙返回独龙江。偶尔也有反过来走的人,在察瓦龙或日东雇藏族人走到独龙江。独龙江最上游的地方叫迪布里,据说那里在一个万丈崖壁下面,崖壁上面就是西藏。最后一个有人住的村子叫南代,据说有两个文面老妇人。

 

我留了他的电话,他叫陈建平,独龙名波松,他告诉我,如果电话打不通,就直接到他家来找他,他指了指远处缓坡上的一栋木屋。这里没通电,日常用电靠微型水轮机,从山上用管子引一股溪流接上水轮机,用高差势能发电;手机基站靠太阳能蓄电池,如果连续几天下雨,手机就没法用了。

与波松同行

我回到住处,把需要的东西打包好,暂时不用的寄存在旅馆老板家,一切准备妥当。在一个清晨,我向东哥告别,背上行囊早早出发向路的尽头走去。

 

我背后背一个大包,胸前反背一个大包,手提三脚架。虽然出发前演练过,但实际长时间走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拍摄器材的包又重又大,另一个包里塞满衣服、睡袋、帐篷、胶卷、电池等等。之前旅馆老板娘帮我找过一个独龙人背夫,他要价有点高,我有点舍不得,加之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也高估了运气,心想也许走不到几步就能搭到顺风车,结果一整天,我连个带轮子的东西都没见到。除了几个修路的四川人,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默默的走。天黑前走到龙元村时,大腿内侧已经被裤子磨破了,衣服也全湿透了。我住到龙元村村长家,他在路边开了个小卖部,还有两间客房可以出租。吃完晚饭,我坐在他家火塘边烤火,10月份夜晚已经有点寒意。

 

村长说带独龙语口音的云南话,比较好懂。

 

“我看见你时还以为是个女的呢,哈哈哈。你留着辫子,太像女的了。”

 

“独龙男人不留长发吗?”

 

“不留,女人才留长发。”

 

我见过一张黑白老照片,至少是50年前的,照片中的独龙女人用一条独龙毯从左边腋下穿过拴在右肩上,留短发,大约到额头,有点像如今小孩子剪的蘑菇头。

 

昏暗的火光中,村长从里屋摸出一把二胡,我拿过来端详,上面刻着一行小字:苏州乐器厂。他说他平常没事就拿出来玩一下,会拉一些新民歌,60年代革命歌曲,还有独龙民歌。他还有一支笛子。我提议让他老婆唱一段独龙民歌,他调好琴弦,拉了起来,他老婆唱了一段“秀兰邓嘎”。来自游牧民族的胡琴,而后化身成了汉文化符号,如今又回荡在独龙江的峡谷中。这中间要经历多少春秋交替,动荡悲欢,才能让我看到今天这一幕。

 

“你也唱一段吧?”我说。

 

“我不太会唱独龙歌了。我五十多了,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不会唱了。”他感慨:“以前大家干完劳动,年轻人就聚在一块唱歌跳舞。”

 

“现在不唱了?”

 

“现在吃完饭每家都躲在屋里看电视。年青人聚在一块也就是喝酒。以前过节大家才喝酒,喝多了就一起唱歌跳舞,玩上几天几夜,很开心的。”

 

“你的二胡是哪里来的?”

 

“这是问乡里一个干部要的。二胡和笛子都是解放后才有的。我们独龙族也有笛子,不过是竖着吹的。以前还有口弦,现在没人会弹了,会做的人都找不到了。”

 

第二天起床时,感觉快散架了,打电话叫波松来路上接我。还好天气不错,电话打通了。他很守信,我走了不到一半的路就遇见了他。到了他家,他给我安排了一间木屋。他的两个儿子在屋前玩耍,还有个小儿子刚出生没多久。波松的老父亲已经80多岁,坐在火塘边抽着烟斗,耳朵有点背。妈妈和老婆忙着家里的活计。他家房子挺大,有四间木屋,连在一起,用柱子架空,下面是柴火和鸡圈。上下木屋用一根圆木砍出来的梯子。最大的一间是火塘,相当于起居室,一间父母住,一间波松和老婆孩子们住,还有一间放了些杂物,现在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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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塘是独龙木屋的中心,也是独龙人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火塘而发生

独龙人的房子是全木结构,比较轻巧,可以拆掉在别处再拼装起来,如果不是很远,甚至都不需要拆装,叫上十来个人就可以抬走。第一次遇到波松时,他们就是在帮一户人搬家,直接把房子抬到新地方。以前搬房子可能比较频繁,独龙江峡谷中的良田稀少,他们选择半农半猎的生活,开出一块地种几年,土地的肥力不够了就要抛荒轮休,去种另一块地。等到这块地草木繁盛,再回来放火烧掉,以此积蓄地力。这样的地叫做火烧地,产量不高,但可以循环可持续的使用,不需要化肥。地里主要种土豆、苦荞和麦子,肉类则主要来自狩猎和养猪。这里的每个男人都是猎人,都有一柄砍刀和一把十字弩。

 

波松的老婆汉名叫李兰花,强悍能干,常听见她大呼小叫的教训孩子,儿子们被管的服服帖帖。我好奇她的汉名是怎么来的,她说,汉名都是上学时汉族老师给起的。

 

“随便起,我姓李,就叫李兰花。”

“你为什么姓李?” 

“我爸爸姓李啊。” 

“你爸爸为什么姓李?” 

“哈哈哈,他姓李就姓李,哪有为什么。”

 

后来我问李兰花的爸爸姓李的事。他说当年共产党派来工作队,有老师教他们学汉字、说汉话,顺便就给他们起了汉名。老师姓李,就起李姓名字,老师姓陈,就起陈姓名字。有些是取自地名,比如这个村独龙语叫斯当,村民就姓斯。还有些不太确定,比如姓“莲”,当初怎么来的很难搞清楚。

 

独龙人自己的名字比较随意,但也有固定模式,按出生排行来,男孩老大叫“波”(bong),老二叫“都里”(du'ri),老三叫“昆”(kun),女孩老大叫“娜松”(nab'song)或者“葛仁”(ge'ren),老二叫“代”(dai),老三叫“将葛里”(jiange'ri)。男孩女孩分开排,比如第一个是男孩,叫“波”,第二个是女孩,叫“娜松”而不是“代”。这是基本名,还可以加各种喜欢的前缀或后缀,比如一个女孩来自木当村,也许就叫“木当娜松”,方便区分。我也许应该叫“加嘎波”——说汉话的波。这种排行式的名字可能和独龙文化中家族辈份的重要性有关,名字的个性化就不再重要,只是个代号而已。他们更看重家族和氏族。独龙人分八个氏族(我暂时只统计到八个),每个又有不同的家族。波松来自“金姆莱”氏族的“阳地切热”家族。家族成员和氏族成员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追踪氏族的起源就有点戏剧化甚至浪漫主义了,“金姆莱”的意思据说是“想法很多的人”,这当然可以做两种理解——很有办法的人,或者,优柔寡断、朝三暮四的人。最早的氏族名竟然是来自别人的评价。

 

波松的老父亲除了耳背,腿脚也不太好使了,每天起来就在木屋的沿廊下坐着晒太阳,或者在火塘边一边抽烟斗一边照看小孙子,体力活干不动了。老父亲会说汉话,不过我听不太懂。老人喜欢翻来覆去说同样的事,时间长了也知道了意思。他年轻时去过北京,“接受过毛主席接见”。后来在贡山县供销社上班。那时的他一定是个意气风发的帅小伙。有一次李兰花偶然翻出一张老式奖状,是老父亲年轻时供销社颁发给他的,上面的名字叫曾国庆,我这才知道,其实陈建平应该叫曾建平,云南口音里这俩字不容易分清。这些,当年的那个曾老师一定不会想到。

到波松家第二天我几乎不能走路,大腿内侧火辣辣的痛,30多公里的负重徒步差点要了我的命,三四天后才缓过来。和波松商定了大概的拍摄计划,我们就开始一个村接一个村走访。路上波松会教我一些独龙语,还会教我辨认被狗熊掰断的树枝、被野猪拱过的土地。他说他猎过熊、岩羊、飞鼠、麝。独龙十字弩的箭是竹制的,很细,只有筷子那么长,猎大型动物时,他们使用毒箭。每个独龙猎人都会用草乌做箭毒,箭篓里常备沾了毒的箭。像熊或者野猪这样的凶险大型动物,中毒箭后会奔逃而去。因为要取肉,毒量不能太大,所以猎物不会马上死去,需要猎人一路追踪,有时要持续几天时间,猎人需要耐心、毅力和勇气,和猎物周璇、较量。等到毒性终于发作,便冲上去一刀夺命,然后第一时间把还带着温度的血抹到弩上,以血祭弩,也表示对猎物的尊重。波松说,看一个猎人厉不厉害,就要看他的弩够不够红,好猎人的弩发着红光。之后每到一户人家,我都会注意墙上挂的弩有没有红光。

 

他漫不经心的帮我背包,做翻译,帮我收东西,领我找路,跟我说一些独龙人的事,跟我开不大不小的玩笑。我慢慢开始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敬意,他选择信任我,给我一个初到此地的人所需要的帮助,所展现的并非是一种雇佣的忠诚,而是两个男人间的伙伴关系,如同两个一同去狩猎的人需要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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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在山里的人家,临瀑而居

如果去的村子比较近,我们就会返回波松家睡觉;如果要走上一天甚至两天,我们就走到哪里住哪里。波松在上游的每个村子都有朋友和亲戚,可以安排我们吃住。独龙人对待出门远行的人,有责无旁贷的义务提供必要的帮助,即便不是亲戚朋友,也要把火塘燃起,把土豆烤熟,给旅人一个温暖的住处。狭长的独龙江峡谷,从西藏绵延到缅甸,中国一侧的独龙人只有四千多,分布在200公里长的山间,可谓地广人稀。在国家尚未提供粮食补助的年代,要填饱肚子不是件容易的事,独龙人散居在大山间,千百年来游耕狩猎,火烧地开垦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这种生活形态无法聚成村落,只能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可以想象,在山间行走如果碰到另一个人是多么偶然和令人开心。日日在山上辛苦耕作的女孩,如果突然听到江对岸林中传来打猎男孩悠扬的口哨声,尚未见面,心里一定已经激荡飞扬起来。独龙语中没有“你好”这个词,他们打招呼用的是“卡来尼基”——你要去哪呀?人与人的相遇永远都是在路上,而且是如此珍贵和美丽。

 

一天晚上,我们边烤火边闲聊,波松跟我说起,他其实还有一个弟弟,十几岁去了外面,已经有五六年没跟家里联系了,现在也不知人在何处,是死是活。弟弟曾在深圳打过一个电话给他,问家里要钱,后来就音信全无,他说他怀疑弟弟被传销骗了。现在父亲已经80多岁,家里人都希望父亲死前他们能见上一面。在另一个村我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得知我从北京来,托我打听一件事,说他们村一个男人去北京打工,后来听说生了病,孤苦伶仃,问我是否能在北京帮忙找找。独龙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多。教育水平低,很多连汉语都说不好,去到外面,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使他们无法和汉族农民工竞争。有勇气出去的人大多过段时间没挣到钱就又跑回来,有些甚至被骗的身无分文,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我能理解他们从自己封闭温和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到残酷冷漠的消费社会,所体验到的那种无所适从、慌张无助,就像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北京,看着三环路上水流般的汽车和无法跨越的马路,内心那前所未有的虚弱和慌张。

回乡见闻和老傈僳文

拍摄还没结束,但我要回乡里取胶片。

 

随身带的摄影胶片已经用完了,余下的我寄放在了旅馆老板家里。我背了个空包,带了点水和干粮,用一个小纸片记下波松的妈妈要我在乡里买的东西,早早出发。这时的我空身走路已经身轻如燕。天气晴的出奇,脚下白色砂石小路有点晃眼。一路江水相伴,我试着用独龙人行路的节奏快步前进。除了经过的几个村子,路上我一个人都没碰到。有时候走着走着有点恍惚,刚才明明经过的地方又出现了,同样的树看到三次,同样的弯拐了三次,心里突然涌上来的恐惧让我手脚一阵酥麻。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一种狐仙法术,迷路的人并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被施了法术在原地转圈。

 

冬季的独龙江水清澈透明,急流处白浪激荡,缓流处,无数小小的漩涡旋转着散开再聚拢,水面印着天空散发出一种死寂的蓝色,让人有跳下去的冲动。独龙江有句谚语:“上游的人没有坟墓。”指的是独龙江江水湍急,上游的人如果失足坠落,几无可能找到尸首,多半是随江水漂到缅甸的恩梅开江了。

 

独龙人倒是不忌讳自杀,自杀在他们的文化中不受指责。波松所在的村子曾有一位老人,70岁左右意外受伤后双腿残疾,只能终日爬行,受折磨多年,最后他爬到江边跳了下去。我仿佛看到一头受了伤的猛兽,离开兽群,独自走入林中迎接死亡。

到了乡里,天色尚早,高德才看到我吃了一惊,他以为我早离开独龙江了。他说如果再不走,我就要做好封山的准备,现在的天气,山顶来一场大雪,隧道就会被雪封死。他已备好大量肉菜,准备过冬。在宝鸡饭店吃晚饭时,我碰到了方老师,乡中心学校的一位年轻小学教师,20多岁,看我是外来人,主动打招呼。他是六库人,半年前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宝鸡饭店就在学校对面,这时已到了晚自习间隙,外面一阵骚动,学生们纷纷出来放风、买零食,有些孩子伏身在学校大铁门上把手伸向外面大叫着什么。几个学生路过餐馆,头也不抬叫一声“老师好”,就快速跑开了,方老师没理会。我问他在这里是不是很无聊:比起外面,这里艰苦许多,也没什么社交娱乐。他说被分到这里也没办法,教师的分配由省教委统一安排,这里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外县的年轻人,好不容易考上,分配了总不能不干。不过家里已经托了关系,等搞定了就可以调离独龙江。学校去年新盖了教学楼,还为教师单独盖了一栋宿舍楼,解决了教师谈恋爱的问题。因为有编制的教师待遇不错,也比较稳定,每年怒江州想考教师资格证的人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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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里,牧师在用独龙语讲解老傈僳文圣经 

独龙江原有的村级小学随着国家推进的“撤点并校”政策都撤销了,孩子们统一到乡里这所九年制中心学校寄宿学习。目前只有一个村保留了一个一到三年级的小学,因为这些孩子实在太小,等他们要上四年级的时候,再转到中心校上课。中心校离上游最远的南代村有五十多公里山路,不通汽车,只能走路,上一二年级的孩子即使是放假,要想回趟家也非常困难。中心校学制为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一共六百多个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在学完6年或9年后回家务农,只有极少数可以到县城读高中。现在的独龙江,劳动力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孩子在独立成家前是家里的重要劳力,一旦子女外出上学、打工,家中的活就没人干,老人也没人照顾。另外农业上的产出只能自给自足,基本没有现金收入,有限的现金只能来自挖药和打猎,一般家庭无法承担上高中以及大学的花销。

 

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我在乡里买了一个热水瓶胆,一包婴儿纸尿片,两包卷心菜种子,一瓶老干妈辣酱,将这些东西和摄影胶片一起装进包里,出发回去。路上碰到方老师远远招呼:“过来吃狗肉啊!”江边树上挂了条烧的黢黑的狗,旁边生了堆火,狗已经用火祛了毛准备开膛,几个年轻教师正在忙活。“早上在街上打了条野狗,马上就好,吃完再走啊!”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舀了瓢水,正在帮另一个洗手。我谢绝了方老师,远远喊:“你们吃吧!我要赶路到迪政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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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老傈僳文印制的圣经 

拍摄进行的还算顺利。一天我和波松到了一个村子,我突然肚子一阵剧痛,四下里忙找厕所。独龙人家中没有厕所,村里一般也没有公厕,独龙人也没有使用农家肥的习惯。我正想钻林子解决问题,突然瞥见一个木板搭就的简易小屋,是四川修路工人留下的厕所。进去之后发现一本书插在木板上,是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的独龙文《十七大文件汇编》。书从中间一份为二,一半插在木屋东头,一半插在西头。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独龙文,我一页页翻开仔细看。独龙文皆为拉丁字母,就是将独龙语拼音化,但不清楚采用的是上游口音还是下游口音。很多新词不难看懂,基本从汉语音译而来,比如“代表”、“文件”等。我拿了半本书给波松看,他说看不懂。

 

1950年代,政府编制了一批无文字少数民族语言的拼音化书写方案,80年代初又补编了一批,独龙语便在其中。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拼音化文字并没有在相应民族中推广开来,甚至渐渐消失了,仅在官方印发文件或展示民族政策时使用。在独龙江期间,除了这本书,我再没看到过独龙文。我问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能够读写独龙文的人,据说只在下游某村有两个会用的村干部。当地学校也不教独龙文,文字传播就无从谈起,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确实用不上文字。但没有文字,各种文化现象便没有记录载体,无法形成文本,文化流失速度便会加快,在当下,这无疑具有放大效应。一位本地的独龙族小学老师跟我说,他虽会说独龙话,但绝没有可能全部用独龙话来讲课,因为整个教学体系都是按照汉语系统设计的,他若用独龙话教课,那教授难度会大大增加;用独龙文就更没可能了,根本就没有独龙文的教科书。况且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外面来的,根本不会说独龙语。

 

独龙文没人懂,大多数信基督教的独龙人却能使用傈僳文。傈僳族使用的文字也是拼音文字,但并不是50年代的那套,而是一百年前由来滇西南传教的英国人傅利叶和一个缅甸克伦人以英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老傈僳文。这种文字没有消失,反倒被普遍使用。傈僳人把基督教传进独龙江上游,也把老傈僳文带给了独龙人。在宗教生活中,文字的重要性远甚于农业生活,宣教成为推广文字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在独龙江有六百多基督教信众,他们礼拜时唱圣歌和阅读圣经都使用老傈僳文,教会还专门派独龙江的传教员到六库的教会学校去学习傈僳文。

​新年

新年到了。今天是一月一日,波松提议说今天我们休息吧,我说好。波松家的狗“小林”刚生了一窝崽,小林带着崽子们在屋后的干草垛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喂奶。我在它们旁边坐下,一边晒太阳一边写笔记。

 

晚上吃完饭,我们都窝在波松屋里看电视,小水轮机的电压不够,看电视前,波松照例把灯泡都关掉。新闻联播刚开头,波松的老父亲就颤颤巍巍走开了,过了一会,我听到隔壁传来奇怪的声音,寻声走去,看到尚未熄灭的火塘边,老人端着个装着水酒的搪瓷缸,一边小声念叨着独龙新年祈福词,一边转着圈泼洒水酒。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他刚才是通过新闻联播来确认日期。我听着从他嗓子眼里发出的浑浊声音,耳朵里传来一阵犹如麦克风的啸叫。

独龙人本有自己的“卡乔瓦”新年,也是祭山神的日子。上下游的村子过节的日期略微不同。这天每个氏族都要祭拜自己的山神,举行剽牛仪式,过程十分复杂,要准备很长时间。县里多年前很有创意的颁布了一项政令,把独龙新年统一改到每年西历一月十五日,但这个日子没被认可。现在已经没人过“卡乔瓦”了。独龙人有自己的历法,一年分十二个月,以观测月相来确定“卡乔瓦”日期,此历法和汉历和藏历皆不相同。现在懂独龙历的人寥寥无几,大家都使用西历,再也没必要观测月相了。

 

新年第二天,波松要上山砍柴,没办法陪我。他叫了李兰花的堂弟李学勤来。李学勤挎着个砍刀,满脸红润晃晃悠悠的来了,早上10点,他已经喝了不少酒。

 

他带我去了一户同村的文面老人家。我准备完毕,试光时帮李学勤拍了张照片。他24岁,镜头中,他红扑扑的脸蛋光洁饱满,脸上始终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嘴角上扬,眼睛弯曲,感觉很满足。过了一阵我拍完了,却找不到他,本以为他出去了,一转头,发现他酒劲上来,倒在人家床上呼呼大睡。我叫了半天也没反应,老人过去照他脸上啪啪打了几巴掌,还是没反应,红扑扑的脸上仍带着那种微笑。老人表情痛苦的向我做了一个喝酒的动作,摇了摇头。我只好收拾东西独自回去,留他在那儿睡觉。

 

李学勤的父亲很多年前当过村委会主任,现在波松还叫他“老主任”。他是个老实人,脸上保持着李学勤一样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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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面老人在火塘边抽旱烟

聊起喝酒,他说:“我们独龙人以前的规矩,年轻人不能抽烟喝酒,只有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才可以。以前想喝也供不上,物资运不进来,没那么多酒喝,只能喝点自己酿的水酒。后来公路修通了,喝酒的人就多了,也开始喝辣酒(白酒)和啤酒,啤酒刚开始没人喝,味道怪,喝不惯。现在连小姑娘都喝。以前年轻人喝酒抽烟,被老人看到是要骂的呦!现在管不了了。李学勤天天喝醉,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喝酒这么凶?”我问。

 

“老实搞不清。”这是他的口头禅,不管什么事,清楚不清楚,他都先来一句“老实搞不清”。“老实”就是“非常”的意思。

 

“没得事情做呗。搞‘退耕还林’以后,不给种火烧地了。吃的东西还不够,搞什么退耕还林嘛。”他笑起来。

 

“现在吃的粮食都是国家发的大米。以前种地老实辛苦,早上天没亮就要出去,爬很远的山,开荒、种地,晚上天黑才回来,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现在不一样喽,不用去很远的山上种地,时间多了,又禁止打猎,年青人没事做,就开始喝酒。”

 

“以前我们的房子都不是很大,也不分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房子里,一家人都睡在火塘边。在火塘边吃饭,老人坐什么位置,小孩坐什么位置,客人坐什么位置,都有规矩,现在都不讲究了。以前打猎打到大动物,用一口大锅在火塘上煮,大家每人分一块肉,全村都分。”

再见,独龙江

大约三个月后,我跑完了十几个村,和波松回到了家。波松打了个电话问了问山顶情况,他说我运气好,山顶雪还不大,隧道还没封。

 

我带上毛巾,独自从波松家走到江边,脱光衣服跳进江里,冷冽的江水瞬间让皮肤失去了知觉。我把浑身上下洗个干净,站在阳光里倒也没觉得冷,又忍不住喝了两口江水,坐在大石头上晒着太阳,把自己晾干。江对面隐约飘来说话声,远远的,几个独龙年轻男女说笑着,拿着长长的竹竿和渔网在江边石头上跳来跳去,选好了位置准备捕鱼。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就像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某一天,阳光也一样耀眼,也有这么几个年轻人,在江边石头上跳着、笑着,开心的捕来几条鱼,回家在火塘上一直烤到香气招来在树林里玩耍的狗儿们。

回去那天,波松的妈妈很早就起了床,用铁锅在火塘上帮我烙了五张苦荞饼,煮了十个鸡蛋,用塑料纸包好,让我路上吃,一如几百年来他们对待将要远行的人那样。在乡里我跳上一辆小货车,司机是和老板的老乡。车开到山顶,那个滴着水的溶洞般的隧道里,已经结满了大大小小的冰锥,在车灯照射下闪着隐隐的暗光。

 

车开出隧道,一阵炫目的白光袭来,我眼前一片空白。

后记

1.独龙江实施了整乡帮扶计划,大部分村民搬进了新村的水泥房中。

2.贡山—独龙江公路重修完毕,7(6.88)公里的穿山隧道贯通,冬季不会再封山,新闻联播做了报道。

3.高德才的宝鸡饭店改成了烧烤店,据说因为吃烧烤不违反八项规定。

4.李学勤自杀了,喝醉后吃了打猎用的毒药。

5.老主任把木头房子搬到了江边,坚持住在老房子中,他说木板房住习惯了,虽然夏季涨水门口会淹掉。

6.电力施工完毕,村里通了电,李兰花买了洗衣机。

7.波松买了摩托车,骑车时撞到石头,摔断了肩胛骨,去六库医院打了钢板。

8.察隅—贡山公路项目和独龙江水电站项目正在论证可行性。

9.乡里建了一个独龙族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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