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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的 家 与 远 方

编 辑 整 理  |  他 者 o t h e r s

图  |  T h o m a s   F i s c h e r m a n n 、 资 料

“兄弟姐妹不必了解对方,他们甚至不必喜欢对方。但是他们必须互相信任,站在对方身边。”

国记者、探险者Thomas Fischermann过去五年来常常重返巴西亚马孙雨林内濒临灭绝的部族坦贺利姆人(Tenharim)的家园,也和年轻的战士Madarejuwa结成好友。两人第一次相遇时Fischermann正为德国《ZEIT》杂志报道这里的冲突。

 

当时,先是一个坦贺利姆人首领的尸体在路上被发现,然后不远处一个位于保留区内的伐木定居点里就有三个巴西人被杀,结果导致300个巴西人放火烧毁坦贺利姆人的村子,暴乱一发不可收拾,军队不得不介入,屠杀差一点发生。

 

“一开始,我对发生在雨林原住民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冲突感兴趣,亚马孙雨林的伐木又加剧了,巴西政府乐意表明自己对环保的支持,但他们却支持雨林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伐木厂和能源公司。许多地方的原住民都和这些进军雨林的人抗争着,也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结局通常不是被驱逐就是死亡。” Fischerman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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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中到处都是被毁的树木

今天,连绵不断的雨林只有在国立自然公园或原住民保护区还能找到,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坦贺利姆人和其他部族还能守卫家园。从卫星照片上看,它们是被树冠遮蔽着的黑色区域,河流穿梭其中。周围是棋盘一样的农业区,树木已经全被砍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雨林失去了1/5的树木。

 

五年多来,Fischermann一次又一次重返坦贺利姆人的领地,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进行绝望的抗争。他们真的相信仅凭弓箭就可以保护森林和土地吗?他们是否真有一线希望?

 

“许多坦贺利姆人在巴西原住民组织FUNAI的资助下受过现代教育,” Fischermann说,“他们见识过工业社会,但依然重返冲突不断的家园,我对他们的选择感到惊奇。”

 

坦贺利姆人给Fischermann的答案是——“你问错了问题”。他们说,Fischermann首先得了解雨林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Madarejuwa就是这时成了他的向导,并尽力向这个德国人解释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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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涂着传统染料的Madarejuwa

坦贺利姆人的领地差不多相当于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大小,布满河流、小瀑布,到处是野生动物和新奇植物,大概有九百多人生活其中。尽管他们和工业社会接触已经有几十年,但仍旧过着传统生活。还有极少数坦贺利姆人从没和外界接触过,几乎全身赤裸的在雨林中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Madarejuwa可以说是游走在两个世界中的人。Fischermann是在保留区外的一个坦贺利姆人村子里认识他的,那里和保留区仅一条公路之隔,村里有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电力、抽水马桶等等。当时二十多岁的Madarejúwa就坐在地上,穿着T恤,戴着夸张的太阳镜。他去过几次伐木工定居点,看过电视上过网,还有一部老式手机,尽管在坦贺利姆人的领地根本没信号。

 

Madarejuwa在城里受过教育。“我从没想过留在城里,”Madarejuwa斩钉截铁地告诉Fischermann。他是听着族人长老们用Kagwahiva语讲的古老故事长大的。“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学习雨林知识了。我祖父给我做了一副迷你弓箭,箭头是橡皮的,以免练习时伤人。大一点儿后我就跟着他打猎,我知道如何端稳弓箭,直视箭头方向,用左手手指给它方向,动作必须要快。另外你得清楚自己是否有打猎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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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装扮

“巴西原住民保护组织FUNAI赞助了包括Madarejuwa在内的许多原住民年轻人去城里的学校接受教育,”Fischermann说,“可以说,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受过教育,从坦贺利姆人位于路边的村子到市里也有免费接驳车。”

 

FUNAI鼓励原住民到城里去,这倒不是想让他们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也鼓励城里人多了解坦贺利姆人。FUNAI不少官员认为让双方相识能减少彼此的隔阂。“这个说法也没错,”Fischermann说,“但事情远没这么简单。坦贺利姆年轻人确实去了城里读书,但他们在受完教育后又统统回到村里,贴近雨林生活。反正我没听说有谁一去不回。”

 

他们返回雨林家园的原因有不同的面向。有一部分人和工业社会共存,多数生活在路边村里,但他们一定要回雨林吸取养分。Fischermann在作研究时,一天和Madarejuwa沿着公路漫步,遇到了一家人,男性戴着传统羽毛头饰,用红色的植物染料在身上画了图案;为了提高注意力、视力,也服用萨满给他的药物。这家人刚从雨林回来,他们每年都有几个月完全在雨林中过渔猎和狩猎生活,和过去的游牧时光一样。他们在村里有自己的家,享受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但仍要过上一段传统的日子才能获得力量,再回到所谓正常生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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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庆中的坦贺利姆人

生活在肯尼亚的不少年轻的马赛人,一定程度上和坦贺利姆人相似。BBC分别在1975和2015年拍摄的两部纪录片里,都拍到马赛人大学生回到部落中参加成年礼,他们穿着T恤,坐车或骑着摩托回来,一到亲族中间,衣着就遮挡不住他们的马赛人气质了,他们杀牛、参加仪式、高唱传统歌谣、跳着舞步进入狂喜状态。

 

“我必须回到这儿过一段传统生活,才能回城里继续学习。”他们中的一位说,“我热爱大学生活,但也没法离开这里。”

贺利姆人是雨林中极少数受现代生活引诱却鲜少为之所动的部族。其实他们是和工业社会接触最早的雨林人之一。“或许因为时间长了,他们看得更透了。” Fischermann说。

 

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让坦贺利姆人非常担心,他们害怕屠杀危机再次到来。保护区周围的树都消失了,附近伐木场里的人们对保护区的欲望自然越来越强烈。“我做好了为捍卫雨林和我的族人去死的准备,”有一次Madarejúwa严肃地告诉Fischermann。后者起先以为这只是个表示决心的说法,后来才知道Madarejúwa表达的就是字面意思,他死也不会离开这片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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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贺利姆人很早就和工业社会接触了,他们中一部分人也享受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

大多数坦贺利姆人知道什么是现代社会,也享受其中的某些设施。Madarejuwa有一次告诉Fischermann:“其他部落中有人喜欢城里商店成列的商品和电视里的广告,想要更多的钱、更好的手机、新球鞋、摩托车。”

 

“但这些东西永远无法弥补他们失去的,离开了雨林,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Madarejuwa解释,“食物和药品或许可以在超市里买到,但我们和自然交流的能力会消失,这是雨林人之所以是雨林人的基本。老人传下来的所有智慧、古老的故事和习俗只在雨林中才有价值和意义。”

 

“我跟Madarejuwa一起去雨林狩猎,”Fischermann说,“他向我展现了一个我无从想象的世界。动物们会响应他的呼唤,这是可见的;不可见的是他在杀死动物后也和它们的灵魂谈话。Madarejuwa告诉我这是狩猎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坦贺利姆长老们知道给每种动物唱不同的歌谣,给貘的、猴子的、野猪的、每一种鱼的等等。老人们都说,杀死一只动物就必须唱一首歌,这是给它们的灵魂和亲属的信息。

Madarejuwa在雨林中呼唤鸟

“动物们会在梦里和我们讲话,”Madarejuwa喜欢坐在树下,点起篝火和 Fischermann讲述雨林世界,“老人们每年都会告诉我们:每当我们杀死许多猪,猪王就会来抱怨。它在午夜时分唱起一首悲伤的歌:哎!请停下来,已经死去太多猪了,有母亲也有她们的孩子。老人说这可不仅仅是个请求,也是威胁。有些猎人疯了似地猎取很多,多得家里根本吃不完。一般都是年轻猎人做出这样的错事,如果他们的父辈不阻止的话,猎人就会变成猪。猪王有这样的力量,它朝猎人放屁,臭气把人熏倒,第二天这个人就成了猪,和它们一块儿奔跑着。老人们说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了。”

 

“自然需要人类照料,她也回报我们。我们坐在树下,因为树给我们荫凉。在树下有特别的空气,它能净化人,让他平静。”Madarejuwa解释,“人也知道在树下的感觉和在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也是睡觉的最好地方。自时间伊始,坦贺利姆人就受树木的保护了,怎么可能是一些工业社会的便利条件所能取代的呢。我们睡过床也睡过水泥地,跟睡在树下绝对不一样。”

Fischermann对坦贺利姆人是否有能力对抗伐木业表示担心,这让Madarejuwa非常生气。他坚持说坦贺利姆人是战士,多年来一直都能战胜敌对部落。“有一次我走到伐木工靠近雨林的营地很近的地方,近到我可以用弓箭射死拿着枪的守卫。他们根本没看到我也没听到我。”他用这件事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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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中的伐木营地

在坦贺利姆人的文化中,他们是好战的勇士,永远都在固执的抗争,战士文化让他们成为那种第一反应就是对抗的人。过去他们对抗其他部落,现在他们抗争着不让工业文明摧毁雨林和传统,这是他们的身份象征。“坦贺利姆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比其他部族都要强烈,这是他们生而为人的必须。”Fischermann认为,“这些人生来固执,经过世世代代,不是工业文化和教育可以轻易改变的。”

 

“Madarejuwa也并非真的好战,坦贺利姆人想和万事万物、和所有人和平共处。我想在他内心深处,他也愿意像带着我一样带着这些伐木工参观他的家园、他的雨林。对他来说,真正的胜利是让人看到一个坦贺利姆人眼中的世界。” Fischermann说,“见过工业社会的坦贺利姆人其实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在他们的战士文化中没有放弃一词。”

 

坦贺利姆人还会固执地维护世世代代的记忆。他们一遍遍重复祖先传承下来的故事,确保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从长老们讲述的故事中学到关于万物的神明Mbaira,也了解坦贺利姆人的第一位首领Boaha的事迹,他永远都是最出色的猎人,正是他发明了狩猎和打仗的最佳武器,想出如何在身上涂上染料从而在林中隐形。在他过世前,他把秘密智慧传给了儿子,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直到今天坦贺利姆人讲述的依然是故事最古老的版本。Boaha还教会族人如何跟过世已久的长老对话,向他们提问、听到他们的回答。”Madarejuwa告诉Fisch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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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贺利姆人倔强地守护着自己的文化

坦贺利姆人就是通过这些故事维系传统知识的。“我总结不出他们有任何教学法则,他们就是在讲故事而已。但我也能从中受益良多。我知道了雨林里的大洪水传说、老祖母的魔力植物花园等等。”Fischermann说。坦贺利姆人在许多故事里详尽地描绘了动植物,哪里可以找到它们,怎么吃,如何把它们制成有用的工具或给予它们治愈的力量。他们也有故事讲述人类犯过的错误,他们过去做了些什么造成和自然相处不当,用这些故事告诉后代不要重蹈覆辙。

 

“他们很少由一个人讲故事,而是大家一起讲,每个人都可以加入一些自己知道的细节。每个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讲话,跑来跑去和各个人讨论自己所知的细节。”Fischermann说,“故事变味是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坦贺利姆人认为独自一人无法完整地记得所有东西。他会遗忘,也可能他记得的东西失去了生命力。但其他人还记得,这样的话,一切才能完整保留下来。上了年纪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记事方式,他们说记忆时应该唱歌、跳舞、在身体上绘画或做些饰品。更重要的、也是让坦贺利姆人走到哪里都要回家的原因,是他们要常常去拜访伟大首领的墓地和他们曾经狩猎的地方,以防止人们遗忘故事、遗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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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时

对坦贺利姆人来说,记忆和物件一样都应该有人看护。“他们坚守古老的记忆,”Fischermann说,“这是浸润在他们血液里根深蒂固的想法。任何新的、高科技、工业化的东西都无法打破他们对古老记忆的执着。反过来说,坦贺利姆人之所以是战士,也是因为他们祖先传下来的、他们一遍遍反复诉说的故事,除了许多生存之道外,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抗争的。工业文明的入侵挑战着他们的古老记忆,我们的说法当然有很多和他们祖先的不同,坦贺利姆人是不接受的,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维护自己的记忆。”

 

“他们这种固执精神让他们不顾一切地重返家园。”Fischermann认为,原住民和工业社会的人对动植物的想法有根本不同,他们更关心“我们如何一起生存下去”。“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应该继续固执。”

几内亚特罗布里安群岛的库拉交易是许多人类学家、探险家喜欢的课题。简单解释库拉交易的话,它“是复杂的赠礼、交易网络系统,也是这些偏远岛上族群的生活关键。它把各个小岛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库拉圈。库拉交易的货币是制作精美的臂环Mwali和项链Soulava,前者以逆时针方向在库拉环中流传,后者则走顺时针。库拉环中的每一位交易者在不同方向的临近岛屿上都有自己的交易伙伴,也就是库拉伙伴”。

 

2016年BBC摄制组深入特罗布里安群岛,当时邮轮已经把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基里威纳岛(Kiriwina)作为停靠点之一,这里的生活方式已发生巨变,绝大多数人认为库拉交易已消失多年。英国探险家Will Millard想碰碰运气,试图找找偏远岛屿上的库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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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罗布里安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基里威纳岛如今已经是邮轮的停靠点

他遇见了Edric,一个土生土长的基里威纳岛民,他的叔叔Nagiya是个依然过着传统生活的人。当时Edric刚在澳洲完成大学学业回到家乡,叔侄两人渴望复兴库拉传统,他们家族已经25年没有远航去见遥远岛屿上的库拉伙伴了。

 

“那已经是我第二次尝试回家了,”Edric接受“他者Others”采访时说,他现在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那年我和Nagiya确实重启了库拉远征,重新建立起库拉伙伴关系。但我的归家之旅却并不成功。”

 

Edric在澳大利亚求学多年,第一次回家时已读完了管理学学位。“我的祖父希望我出去读书,他也一直希望我学成后回到家乡,”Edric从头讲起。“他的想法是,我们族人的文化已经被资本主义占领了,需要自己的族人来引导众人进入新时代。”这是Edric祖父的梦想,但他并没有强求孙子照此规划人生。Edric在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完成学业后确实回了家乡,在岛上创立渔业公司,创造和岛上更多族人打交道的机会,也给他们就业岗位。

 

然而公司运作后不久,Edric就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知识要学,他再度离家,到莫尔兹比港学习经济管理、物流和战略规划,又在城市中过了11年,直到祖父去世,他才意识到自己多么想念家乡和那里的生活,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太多,甚至没机会和抚养他长大的祖父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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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启库拉时的Edric

“我学到了很多也错过了很多,那时实在太想念那些在我成长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事物了。”Edric说。他也是这次回家时碰到BBC摄制组的,但是,“就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岛上生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回到家,我却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我和自己的族人、土地的关系变得如此薄弱。族人现在更相信钱而不是传统价值观了,我回来想要寻找的却是后者。”

 

Edric重新白手起家,他需要薯蓣建立自己的种植园。特洛布里安岛民们渴望看电影,他就拿投影仪做了场露天放映,票价是每人一个薯蓣。“现在我的种植园已经很不错了,完全不用发愁。”Edric说。

 

BBC的纪录片《南太平洋上的猎人》记录的就是Edric和叔叔2016年成功重回库拉圈的事迹,“我的库拉伙伴后来也回访我了,”Edric说起后续很是骄傲,“我也报以应有的待客之道。这件事让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给了他两串项链正好换取他之前给我的两个臂环,外加能装在屋顶的太阳能板,这样他的孩子们在夜晚就能有电灯学习了。”

被废弃的库拉船

“BBC没有拍到的除了库拉伙伴的回访,还有库拉深意的变化。”Edric有些感叹地说,“库拉的本意其实几乎全部消失了,就算那些依然保持库拉传统的人,他们这么做的形式感变得很强,这是他们记忆古老传统的方式而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特洛布里安人是从密克罗尼西亚迁徙而来的,而新几内亚其他少数族群都是美拉尼西亚人。基里威纳岛往东,包括基塔瓦岛(Kitava)、伊瓦岛(Iwa)、加瓦岛(Gawa)一直到伍德拉克岛(Woodlark)上的岛民都是特罗布里安人,同根同祖;基里威纳岛以西是美拉尼西亚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者想寻找库拉圈的逻辑却从未成功,库拉交易看似没有任何深意但却兴盛一时。“我小的时候也问过长辈们,”Edric说,“为什么要踏上危险的海上旅途去完成一次对生存没有助益的交易呢?”但对传统特罗布里安岛民来说,库拉绝不仅仅是交易。

 

Edric的家族过去在库拉圈中有很高的地位,他从小也浸润在库拉文化中,“随着岛上特有文明的发展,岛民开始寻找生存以外的意义。生活不再仅仅只是出生、过活、死去。库拉圈正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它激起了人类竞争的本性,‘我做的臂环、项链的材料更好’、‘设计更丰富’等等。这也有点像体育变得商业化以前的样子,那时的人们为什么踢足球?踢球不能填饱肚子、抵御敌人或帮助生育。但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类喜欢竞技;岛屿和岛屿之间相隔汪洋,这样的地理环境又激发了人们冒险的兴致,各个岛上的人们创造着臂环、项链,然后前往其他岛屿谈判交换;我们都知道谈判是门艺术。除此以外,库拉还有待客之道和友情的意义,正是所有参与库拉交换的人给予了库拉名声,他们的名字在相隔遥远的岛屿上被铭记。人们愿意为库拉而生,也愿意为其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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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在现代文明面前快速衰弱,如今依然保有传统的人家也不再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了

库拉是高于人类生存本能的文明现象,然而摩托艇和钱来到这里后,库拉的意义被削弱了,“现代船只的到来意味着人们跳岛不再需要冒生命危险。钱来到这里,库拉的价值就失去了。全球化的进程带来许多物资和活动,库拉轻而易举就被取代了。”Edric确实时隔多年重新进入了库拉圈,但现状却让他彻底幻灭,“我常常想,我是否应该沉浸在文化即将消失的遗憾和悲伤中。”他说,“说到底,没有任何文化是永恒不变的。库拉使人从生存本能走向了文明,它或许已经完成了使命,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在工业化社会中收获什么呢?是否能比我们祖先在库拉中收获的更有价值和意义?我所看到的只是族人沉浸在他们并不理解的金钱中而已,过去我们所在意的,库拉所代表的,都不在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成为传统特罗布里安人的最后一代。库拉的价值观根植在我心中,超越所有物质的地位。但我不得不难过地承认,”Edric坦言,“这些古老价值要在特罗布里安群岛上找到也已经很难了。他们依然是我的族人亲友,但他们如今崇尚的文化和我已经不再相同了。”

Edric再次离开了自己岛上的家。“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又来到莫尔兹比港,但我清楚自己无法融入家乡大变样后的文化了,我不喜欢它所变成的样子。或许今天的我是在寻找自己的灵魂,我无法把这些告诉家人和族人,只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到所有的意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在莫尔兹比港,但我也不再属于特罗布里安群岛了。”Edric悲伤地结束了谈话。

些原住民在刚和工业社会接触时十分抵触,也有人拥抱工业文明,渴望前往现代社会成为“文明人”。许多人类学家发现一个现象,和工业社会接触久的族群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返回家乡,返回传统;当然,在他们还有家可回的前提下。

 

总的来说,原住民回家的原因是发现了工业社会并不适合他们。这些返乡者中也有已经被工业社会打击透顶的,他们酗酒、绝望、不再懂得如何去爱,甚至最后自杀。他们用切身之痛告诉族人,出走并非最佳选择。

 

美国民族植物学家Mark Plotkin跟随哥伦比亚、苏里南等地的部族学习药用植物已三十多年,他创立的Amazon Conservation Team组织帮助原住民记录植物用途、保护家园土地、教他们利用GPS技术绘制祖先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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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Plotkin(右)和着现代服装的原住民

如今,和他年纪相仿的原住民伙伴几乎都有了第三代。和世界各地原住民一样,他们也面对去留的选择。Plotkin明白原住民走出家园后要面对的基本状况:种族歧视、低就业率、没有经济来源、信仰崩塌,更不用说酒精和毒品的威胁了。“我见过许多年轻原住民走上这条路,”Plotkin说,“他们见到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新产品等等后就迫切渴望离家投奔新世界,变得和全世界的青少年一样叛逆。而传统的雨林年轻人很少有所谓叛逆心理,他们会尊崇长老的建议,参加成年礼,找到自己在部落中的位置、做出应有的贡献。”

 

仅仅带着好奇心就去闯世界注定是失败的可能大于成功。那些出走的年轻人在城里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酗酒、被排挤,“他们没有理财的概念,很快就把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全花完了,有时候还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把钱送人,等到再要用钱又走投无路时就去偷、抢,恶性循环。”Plotkin说,“他们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但是要知道原住部族绝大多数都是很骄傲的人,这种日子是他们难以忍受的。”

原住民用GPS自己绘制的祖先领地地图

“近几年来,我们发现也有原住民选择重新回到传统生活中,回到亲族身边,这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主要还是因为骄傲。原住民出走时多少是有些决绝的,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做了选择,当落败归来时会觉得无法面对亲友——骄傲的人很难承认失败。”Plokin接着说,“另外他们或多或少会染上外面世界的习气,回归后也需要适应期;因为进退两难而被挤在灰色地带的人不在少数。不过还是有人真的回来了,带着外界生活的种种故事,这对再次面临选择的年轻人有不小的触动。”

 

让许多原住民开始有离开念头的其实除了工业社会的种种诱惑外,还有传统世界和工业社会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他们的家园和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Plotkin和他的团队跟包括特里奥人(Trio)在内的多个原住民部族密切合作,他们带着高科技制图仪,请原住民自己用它绘制祖先领地的地图,这也利于在土地权益的申讨中有凭有据。他们也建立传统医疗医院,在这里的医生全部运用传统智慧和药物治病。Plotkin雇用原住民一起工作,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告诉那些有出走念头的人们,祖先的土地上有令他们骄傲的事,可以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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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kin为原住民提供了在自己家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选择

“原住民选择重新回归传统是一个过程,但这最终还是他们的选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把所知道的工业社会的一切,还有在他们家园看到的学到的一切告诉他们。”Plotkin说,“绝不是帮他们或强迫他们选择。不是有句话嘛,放他走,该回来的总会回来。可以说,现在选择留下来和回归的人都越来越多了。”

第安人的情况是复杂的。他们和白人社会间的隔阂由来已久,战争时期,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侵占他们的土地,还离间印第安人,成立印第安警察部门,让亲族之间反目。寄宿制学校又强迫印第安人把孩子交给白人,试图抹煞他们所有的传统印迹,这场历时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大清洗摧毁了几代人。时至今日,后遗症依然还在延续。

 

印第安人面临的种族歧视从未消散,白人试图让他们走出保留区,但城镇中却没有给他们安身的位置。也有印第安父母仍然不敢送孩子去读书——寄宿制学校的阴影仍然深重。在城市边缘生活的印第安人,有的靠制作、出售手工艺品勉强度日,差一些的酗酒、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绝望。少数依然保守传统的人也不待见这些边缘人,认为他们数典忘祖,把神性物品玷污为商品。他们就这样夹在两个世界中间,没有真的走出去,也无法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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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塔人

“印第安传统社会和白人社会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地选择工业社会、还是从那儿选择回归传统的问题了,”美国印第安文化研究者、作家Kent Nelburn说,“双方真正应该尝试的,是走向对方。”

 

这并不是说要印第安人适应工业社会,也不是让现代人“变成”印第安人,“不论是谁,生而为人我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才是最自信笃定的。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有一道鸿沟,而且里面满是泪水、负疚、食言和梦想。但我们所有人要做的应该是放下介怀、挣扎着尝试走向对方。”

 

Nelburn曾和印第安长者一同旅行,后者带他看到保留区的破败和完美,也叫他见识了白人的恶行、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排斥还有人心的善良。Nelburn把这趟旅行写成《帕哈萨帕之歌》,“书中写到的长者丹的亲信之一参过军、酗过酒,是个典型的从工业社会回到传统社会的人,他回归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和白人之间彼此猜忌、不信任。但是他最终在丹的教导下,学会相信——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相信即使彼此存在很多分歧仍然在人性上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也同样如此,毕竟,要我一开始就相信印第安人告诉我的他们能和兔子对话,或是兔子就是他们自己这样的事非常难。”Nelbur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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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帕萨之歌》翻拍电影剧照

在印第安人中间,已经有人愿意在面对白人的种种暴行、文化清洗又试图从历史中抹去这些罪恶之时,挣扎着努力选择原谅。长者丹的想法是:

 

也许造物主正是看中了我们独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来拯救你们。我们印第安人一直情愿为对方牺牲,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也许我们族人最大的荣耀就是用我们的死换来所有人类的重生。

 

我很伤心,造物主觉得毁灭我们来给你们带来重生这个途径合适,但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糟糕,因为你们宗教里的耶稣不也是那样做来拯救你们的吗?也许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让我们能够接受肉体死亡的事实。

 

我们族人必须站在阴影处,提醒你们失败了。我们的记忆能保证你们不往歪路上走。你们想假装我们不存在是没用的,你们并没有摧毁我们,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你们用双手捂上眼睛,然后就以为阳光不在那里,这和你们想抹掉我们的记忆一样是行不通的。

白人要做的除了直面自己的恶行外还应该接纳那些看上去、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的印第安传统。“印第安人是听着风的吟唱和大地的回声长大的。无论做什么都阻止不了这些声音的传递,因为这些声音已经和他们融为一体。我们得去寻求共同的意义、寻求共识、寻求如何去救赎。” Nelburn说。

 

“或许有一天,白人和印第安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都能接受彼此的差异,走过愤怒、伤心,告别破灭的梦和违背的誓言,把这些让人们分道扬镳的负面情绪放到一边,走向对方,成为兄弟姐妹,成为人类共同的大家庭的一部分。要知道,兄弟姐妹不必了解对方,他们甚至不必喜欢对方。但是他们必须互相信任,站在对方身边。”

 

“在我们努力去拯救这颗脆弱的星球时,在我们从过去的血泪史中走出来,走向一个更人性化、更具希望的未来时,还有比这条讯息更经久不衰、更能启迪我们的吗?”Nelburn说。

​后记

这是个做了近一年的选题。采访时间不长,写稿时间也不长,长的是等待。等Edric是最长的。

 

2月的一天我找到Edric所有可能的联系方式:过去公司的、工作场所等地的邮箱、电话,但所有邮件回复都是退信,电话都是空号。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仿佛也看了看他曾经的得与失。但找到他还不算难,等待才是。他答应采访也是在2月,却迟迟没有确定时间,只说“最近”。我想原住民的时间观念或许总归不一样,这一等就到了6月。一天夜里他突然来信,只说:“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说,成就感的、伤心的、迷茫的,什么都有。

 

对这些出走又回家的人来说谈起种种原因并不容易,他们的内心情感颇为复杂。过去许多原住民部族的成年礼中都包括像是“灵境追寻”这样的仪式,通俗来说就是由族中长老或萨满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长处——到底更适合成为一个战士还是疗愈师等等,他们也就这样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工业文明的到来表面上看给原住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原本对他们来说全世界不过就是自己的部落,现在不同了,他们得在无数未知、诱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长老完全帮不上忙,年轻人可能也开始对古老仪式有所怀疑。

 

一方面,工业社会历经漫长岁月才有的改变他们得在一夜之间接受,另一方面改变带来的迷惑、好奇、不知所措、信仰崩塌这些心理上的变化也是多数原住民不曾经验的,他们原本过得笃定深信。每个人出走的原因各不相同,回家的理由却有许多相近之处:谁不想摒弃所有的负面情绪、糟糕的生活环境,重新过上踏实、自在的日子呢,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当你回头寻找遗失的种种,结局或许也和出发探索未知一样——寻而不得的终归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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