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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被 白 人 抢 走 的  原 住 民 孩 子

编 辑 整 理  |  他 者 o t h e r s

在那些寄宿学校、强制寄养政策的原住民幸存者影响下,他们的子女虽然不必重蹈父母的厄运,却也生活在阴影之中,共同背负着这段绝望的历史。强烈的心灵创伤影响着每一个人。

酋长的故事

2015年的一个平常日子,一名不希望具名的年轻人类学者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海达族人部落做田野调查,他得到消息,酋长Jim Hart的儿子自杀了。

 

至今,海达人的许多习俗对外界来说依然是个迷,鲜少有人记录他们丧葬的神秘部分,就像无人知晓海达图腾柱的许多隐秘意义一样。这位人类学家似乎获得了一个绝好机会。但他最终记录的不是丧葬仪式,而是一根特殊的图腾柱的含义。

Jim Hart酋长也是传统木雕好手,他要用图腾柱讲一个比失去儿子更艰难的故事;丧子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这个故事对Hart来说是情绪化的,也是关于勇气和希望的。他雕刻一个又一个细节来重述历史、现在和未来。和海达人其他神秘难解的图腾柱不同,这一根的意义在于讲述一些要让人们记住的、广为流传的事。

 

“雕出这根图腾柱的主题太艰难了。”Hart说,他将它命名为“和解之柱”。

 

Hart从柱子中心开始他的故事,颜色颇深的木头上刻着一座样貌恐怖的寄宿制学校。它的原型是位于Sardis的Coqualeetza寄宿学校,那里也是Hart的外祖父以及其他亲人孩提时期去的地方,与他同龄的朋友们亦然,但Hart自己有幸逃过一劫。如今已是海达酋长的他是个混血,母亲是海达人,父亲是欧洲人,后者极力反对寄宿学校,最终让Hart躲到外祖父母那儿,成了一名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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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qualeetza寄宿制学校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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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在图腾柱上以寄宿学校为原型的雕刻

原住民的控诉

时至今日,幸存者回忆中的痛苦依然鲜活:

“我看到母亲挥着手臂,她一定是一直在哭,父亲抓紧了她,当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如此挣扎。”

——Lynda Pahpasay McDonald 四五岁被带离父母家时的记忆

 

“我一到学校他们(教员)就脱掉了我的衣服,一边为我除虫一边说:‘肮脏的、毫无用处的野人、懒汉!’然后他们把我漂亮的头发剪了,你知道,头发是生命和灵魂的象征。看到他们把我的头发、辫子扔进垃圾桶时,我哭了。”

——Campbell Papequash 1946年,抚养他的祖父去世后被带往寄宿制学校

 

“一位修女教我英语和法语,她对着我大喊大叫,我不懂英语,完全不知道她到底要我做什么。她非常生气,对我拳打脚踢。我大哭大叫,非常害怕,但这么做令她更生气了,拿起一条黑皮带就抽打我。”

——Marcel Guiboche 回忆寄宿学校的上课经历

 

“我们没有喝水的地方,洗手间很小很小,我和另一些孩子去喝马桶里的水,但被教员抓到了,打那以后他们就把洗手间锁了。”

——Ron Windsor 讲述学校夜间不许孩子们饮水

 

“每一天都充满恐惧,只希望今天成为靶子受欺负的不要是自己。”

——Timothy Henderson

 

“我看到弟弟的脸被一个教员拉到蒸汽上烫伤,我冲上去试图救他。我还看到表兄被打到无法走路。我则曾被打到尿湿了裤子。”

——Fred Brass

 

“有个同学在体育教室里上吊自杀死了,教员们带我们去看,他们就让他吊在那儿,让我们看。从中到底是要教些我们什么?”

——Antonette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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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孩子被带到寄宿制学校后被剪去长发,穿统一制服,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隔离

虐待在这些原住民寄宿学校非常常见,心理上和心智上的折磨、体罚时有发生,学生大多都挨过打,还有的曾被拴在自己床上;对那些敢讲土语的学生,处罚则是针刺舌头。虐待,加之学校糟糕的卫生状况、人数过多、食物和医疗缺乏,最终造成惊人的死亡率。1907年的健康报告显示,加拿大境内有24%原本健康的原住民孩子死于寄宿学校,根据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数据,1840到1996年间,有超过6000个原住民孩子死于寄宿学校。另有报道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属实,实际死亡数目远高于此。这还不包括得了重病会被送回家而死于家中的孩子;不同地区的死亡率不一样,47-75%因病被送回家的学生最终死亡。

 

除了健康问题、严厉的处罚、被教员甚至是其他学生威胁,孩子们也持续遭到侮辱、强暴、性侵。当然,根据孩子们的回忆,也有一些管理学校的牧师和修女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环境,但就算是这些“好的”经验也是建立在取缔原住民文化、加以同化的基础上的。

在加拿大,大约有15万原住民孩童被强制送往这些政府出资、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委员会将这项计划称为文化大清洗,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政府“想要摆脱自己对原住民在法律和财政上的责任,然后控制原住民的土地与资源”。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生在同学的墓地,摄于1946年

在北美和大洋洲

北美

寄宿制教育强制孩子离开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原生文化隔绝,语言被禁,绝大多数孩子除土语外完全不懂其他语言。

 

早在1819年,美国 Civilization Fund 法令就使印第安寄宿制学校成为热潮。1824年印第安事务办公室(Bureauof Indian Affairs)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管理这些学校。加拿大专门针对原住民孩子的寄宿制教育制度则从18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1879年,记者、政客Nicholas Flood Davin受加拿大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的委派研究教育原住民孩子的最佳方式,他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在印第安人身上取得任何结果,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很小时就开始行动。孩子们必须长久地呆在一个文明的环境内。”

 

1880年,加拿大政府就开始推行寄宿制学校,将印第安孩子带到离部族群落很远的地区,原生环境被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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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学校里男生宿舍的睡前祷告

1920年加拿大政府修订《印第安法》,强制所有原住民儿童必须前往寄宿制学校,去任何其他教育机构皆属违法。寄宿制学校的所有做法都意在抹杀原住民文化痕迹,学生必须剪短发,穿统一制服,每天有严格的作息;男孩与女孩分开,即使兄妹也不得接触,以进一步弱化家庭观念。Bobby Josephe回想当年:“完全不知道如何与女孩子接触,与自己的姐妹仅会隔着就餐室遥遥挥一挥手。”
 

原住民父母不愿让孩子离开,学校向政府索要资助则是按校内人数而定。许多教员前往部落抓小孩,甚至使用武力。一些“自愿”将孩子送去学校的父母则是因为受到印第安事务部门(Department of Indian Affairs)的官员或牧师威胁,只得顺从。

 

1950年代,这场文化大清洗的失败已经再清楚不过,即使经历了这样破坏性的打击,原住民文化还是活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寄宿制学校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并认为原住民孩子需要原生的生活经验。

 

1951年,这种“半工半读”的学制被废除。原住民孩子获允与家人一同生活,学校也开始聘请更有资历的老师。与此同时,政府开始鼓励原住民学生进入公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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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资,教会管理

寄宿制学校最终瓦解其实也是由它自己造成的深重影响导致的。到了1960年代,上两代受寄宿学校教育的原住民成了家,但寄宿制学校严重破坏了他们的认知,瓦解了对原住民来说极为重要的家庭纽带。他们远离亲人,在没有亲情的环境下成长,甚至不了解家人,没有家庭意识,也不知如何支撑、扶持、维系一个家庭。他们的童年没有关爱,只有暴力和虐待,在成年后也通常拥有暴力倾向。

 

表面迹象似乎显示这些原住民已无法维系一个家庭,事实上,经历绝境的原住民文化并未消失,他们以强劲的生命力和庞大家族的互相扶持熬了过来。但是,儿童保护组织社工在此时介入其中,1960年代,在北美有成千上万名原住民孩童被社工“逮捕”,强行寄往白人家庭。这在加拿大被称为“60年代掏空运动”(Sixties Scoop)。这一“运动”也是导致加拿大境内寄宿制学校关门的原因之一,它令原本已缺乏生员的学校最终在1986年全部关闭。

 

在美国,大型印第安寄宿制学校也大多在1980年代关门,但直到2007年依然有少数偏远地区约9500名印第安学生住在寄宿学校里。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澳大利亚与托雷斯海峡原住民寄宿制学校自1800年代开办,到1969年最终消亡。澳大利亚的这项同化政策披着“接纳原住民”的外衣,尤其要接纳那些“肤色较浅”的人群。

 

政府、教会、福利机构均参与其中,1909年,澳洲政府立法:Aborigines Protection Act,使土著保护机构(Aborigines Protection Board)有权强制带原住民孩子到学校,该组织也是当年成立的。1915年,法令被进一步修改为可以在不经父母同意、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带走原住民儿童。许多人认为原住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将孩子寄往白人家或是公立寄宿学校将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未来。在澳大利亚,抢夺寄养有三种形式:强制原住民孩子前往公办寄宿制学校;由白人家庭领养;暂时寄宿在白人家庭以等待领养。后两种形式主要适用于“肤色偏白”的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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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报纸上的原住民孩童收养告示

尽管法令有效期为1909到1969年,然而这种做法持续的时间远不止此。共有两万多名孩童被寄养至北美、欧洲白人家庭,称为“被偷走的一代”,绝大多数再也没与家人团聚。

 

在新西兰,第一所针对毛利人的寄宿制学校创办于1847年,到1950年,全境约有150所毛利寄宿制学校。

 

1858年,新西兰《原住民学校法》(The Native Schools Act)颁布,政府正式资助寄宿制学校。为了从政府部门获得资金,所有学校全部以英语授课。1867年,“帮助”毛利人社区建学校,政府出建设资金、老师和课本,毛利人出土地。

 

新西兰最后一所寄宿学校于1980年关闭。

抢夺寄养

原住民寄宿制学校的教育与其他教育完全不同,女孩子学家务、女红、做饭,男孩子做木工、制铁和农耕。这些学校因为严重缺乏资金,许多学生要为学校做苦工,并非自愿也没有薪资,还佯装为学校训练学生的一部分,事实上要是没有孩子们工作的话,许多寄宿制学校根本无法保证日常运行。

学生每天上课时间之少使这些孩子往往到了18岁也只有五年级的水平。成年后学生必须离开学校,他们也被劝说不要再继续修学。
 

欧洲殖民者给原住民带来致命病毒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明,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现代文明是先进的人类文明。他们视工业文明与原住民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先进与落后之别,认为原住民无知、野蛮,他们的孩子需要正规引导、“文明化”,教育也就成了最佳手段。

 

随着寄宿制学校的惨状渐为人知,政府和教会的压力也逐渐增加。在原住民社会,寄宿制学校的幸存者组建家庭,但被许多白人认为不适于抚养孩子。社工在此时介入原住民孩童保护事业,他们“为了孩子考虑”,在对原住民文化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孩子带离父母,寄往他们认为“好的”家庭,也就是白人中产阶级家中。如果原住民父母没有能力抚养小孩,白人社工就根据儿童保护法认为孩子无人抚养,必须被送走。他们不知道的是,对原住民来说,小孩由父母以外的多位亲属共同带大是很自然的事,家族纽带也正是因此而持续强大。抢夺寄养发展到极致时,孩子一出生就被社工带走,除非原住民父母有能力证明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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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很少,学生们要花很多时间劳作

学生每天上课时间之少使这些孩子往往到了18岁也只有五年级的水平。成年后学生必须离开学校,他们也被劝说不要再继续修学。
 

欧洲殖民者给原住民带来致命病毒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明,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现代文明是先进的人类文明。他们视工业文明与原住民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先进与落后之别,认为原住民无知、野蛮,他们的孩子需要正规引导、“文明化”,教育也就成了最佳手段。

 

随着寄宿制学校的惨状渐为人知,政府和教会的压力也逐渐增加。在原住民社会,寄宿制学校的幸存者组建家庭,但被许多白人认为不适于抚养孩子。社工在此时介入原住民孩童保护事业,他们“为了孩子考虑”,在对原住民文化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孩子带离父母,寄往他们认为“好的”家庭,也就是白人中产阶级家中。如果原住民父母没有能力抚养小孩,白人社工就根据儿童保护法认为孩子无人抚养,必须被送走。他们不知道的是,对原住民来说,小孩由父母以外的多位亲属共同带大是很自然的事,家族纽带也正是因此而持续强大。抢夺寄养发展到极致时,孩子一出生就被社工带走,除非原住民父母有能力证明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无害”。

社工的做法和寄宿制学校一样造成了深重的影响。许多原住民儿童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流离,受养父母虐待。通常,养父母完全不了解原住民文化,孩子也因此完全隔离于原生社群,最终成为一个“白人”,而在他们自己看来,完全没有身份认同。

 

有研究表明寄宿制、被寄养的原住民孩子严重缺乏自尊,由此引发自残、酗酒、吸毒以及自杀。原住民女性的自杀率是其他女性的八倍,男性是五倍。甚至有群落经历了如传染病爆发般的多位原住民相继自杀事件。

22个格陵兰小孩

格陵兰岛的经历有所不同,经历这场变迁(也被称为“人体试验”)的虽然仅有22位因纽特人,他们的心情或已平复,但记忆同样灰暗。

 

1950年代,一批格陵兰因纽特儿童被带往丹麦“再教育”,试图让他们成为模范市民。

 

“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两个丹麦人来到我家门口,”当事人之一Helene Thiesen回忆,时值1951年,她和家人一起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他们问我母亲是否愿意把我送到丹麦去,在那儿我可以学习丹麦语并受到良好教育,他们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小Helene(左下)的全家福

“我母亲不同意,说了两次‘不’。但他们逼得很紧,说‘你应该送Helene去丹麦,只要6个月,她就能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们认为你应该这么做’。”

 

当时丹麦对北极圈内的原住民无力招架,许多因纽特人仍猎海豹为生,只有极少人会说丹麦语,结核病肆虐。

 

促使格陵兰现代化的最佳方式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格陵兰。丹麦当局决定,请牧师和老师挑选6到10岁的聪明小孩,寄养在丹麦人家中,“再教育”成为一个“小丹麦人”。许多因纽特父母不愿放弃自己的孩子,但最终有21户人家妥协了。

 

Helene Thiesen的父亲三个月前死于肺结核,母亲独自抚养着三个孩子。最终,“我母亲蹲下来向我解释,‘你就要去丹麦了。’‘丹麦是什么?’我问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母亲说,‘但是很漂亮,就像天堂一样,你完全不用难过。’她这么告诉我。”

 

1951年5月,从努克开出的船上载有22个因纽特孩子。他们没被直接送到寄宿家庭,因为担心他们有传染病而先送到一处营地隔离观察,同时学习丹麦语。当局十分重视这个寄养计划,女王曾在这段时间到营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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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女王前往营地视察,孩子们看似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等孩子们被带往寄养家庭时,他们已经会说丹麦语了,但Helene在第一个收养她的家中不曾说一句话,只用点头和摇头表达想法。她在营地染上了湿疹,医生帮她涂上药膏后,养父不许她进客厅以免弄脏家具,而她的养母患有精神病,常年卧床不起。Helene的湿疹痊愈后,被送往另一个寄养家庭,境况得以改善。

 

第二年,22个孩子中的16个被送回格陵兰,Helene是其中之一,其余6个孩子留在丹麦,由白人家庭收养。她非常高兴可以回家了,殊不知噩梦才刚开始。她跑下廊桥扑进在码头等待她的母亲怀抱,“我一个劲地说话,不停地说着,但她毫无回应,我这才意识到,我说的是丹麦语,她根本听不懂。”

这些孩子并没有回家,而是前往丹麦红十字会在格陵兰建的儿童之家。在那里他们只能说丹麦语,接受丹麦化的教育。Helene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修复,“我无法原谅她把我送去丹麦,回来以后还让我去儿童之家,我们就在一个城里!”丹麦政府的本意是让这些孩子成为社会模范从而推动格陵兰的现代化,实则击溃了这些孩子的内心。

 

“我常常痛哭流涕,即便是成年以后依然如此,我刚遇见我丈夫时他几乎就要受不了我了,因为我总是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莫名其妙地流泪,总是伤心欲绝。”

 

直到1996年Helene才知道自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真正原因,她是丹麦政府“人体试验”的牺牲品。与她拥有同样境遇的另外7个孩子偶尔也会聚会,另一些,不是酗酒就是自杀了。

 

1998年,丹麦红十字会在给Helene的信中表示他们对此感到“后悔”,丹麦政府则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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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带往丹麦“再教育”的因纽特孩子们

图腾柱的寓意

坚强不屈的海达人同样向前看了,此时,Jim Hart已经将800岁的红杉雕刻成型,图腾柱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空地上,等待2017年三月的竖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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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用一棵800岁的红杉雕刻“和解之柱”

在Hart的解说下,看似神秘的图形变得容易理解,他从图腾柱中心位置雕刻的寄宿制学校开始娓娓道出一个个或具象或抽象的含义:“看上去,学校压迫着我们的生活。”在它下方,Hart刻着海达孩子们被带走前的图景:母熊和她的熊仔们、一位仪式中的萨满在祈求三文鱼丰收,还有海达人认为照看着日月星辰的乌鸦,它给予人类水源、三文鱼和火。

 

学校上方是十个孩子,每个都被编了号,就像当时政府所为一样,另外还有第11个躺倒的孩子,刻在柱子背面,象征死于学校的受难者。Hart还要在图腾柱上敲5万枚铜钉,铜钉也象征孩童,他会邀请原住民和白人的孩子一同参与这项工作。

 

孩子们雕像的上方是虎鲸、雷鸟神、熊和鹰,代表土地、空气、水和超自然力量,也是孩子们的守护者。更上方是一对夫妻,在他们中间则是孩子们的脸,“今天,家庭纽带又变强了。”Hart说,“我们没有被摧毁。”

 

围绕这幅充满希望的家庭图景的是一艘欧洲船只和一艘海达传统独木舟,分别寓意欧洲人和原住民。这一部分是Hart过世的儿子Carl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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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中的Carl,他和父亲一样拥有好手艺

Carl与父亲一样拥有一双灵巧的手,却没能挣脱悲惨的命运。时至今日,原住民自杀仍不在少数。海达年轻人进入白人社会后往往手足无措、饱尝失败况味,再回到族人中间时又发生新的不适应:与土地、祖先失联,与自己文化的分离,归属感缺失。

 

在年轻原住民尤其是加拿大原住民中,自杀犹如传染病,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非常复杂。他们的长辈被强制带离自己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生活不受自己控制,由此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所导致的绝望情绪在部族中广泛传播。这也被称为“寄宿学校症”。几代原住民受到这样的伤害,他们给孩子乃至整个社群带来情绪上的影响,并非一两代人可以摆脱。可以说,伤害还在继续。

Carl死后,Hart以儿子的名义成立了专门帮助海达年轻人的基金会,帮他们重新找回与土地、海达文化和部族的连接,帮他们在家里找到归属。

 

图腾柱的最上方是父子俩一起完成的一只正欲展翅翱翔的鹰。“代表未来。”Hart说。

和解的希望

1978年,美国出台印第安儿童保护法令,阻止抢夺寄养事态的持续升温。当时已有约5000名印第安儿童寄养在摩门教徒家中。

 

1980年,澳大利亚人成立了“Link Up”组织,旨在帮助失去孩子的原住民家庭重新团聚。在寻找被强制寄养孩子的同时,该组织也在家庭团聚前、进程中以及团聚后为原住民提供心理辅导和帮助。

 

自1980年代起,越来越多寄宿制学校的幸存者把政府和教会告上法庭。1988年,8名St.George印第安寄宿制学校的幸存者起诉加拿大政府和普世圣公宗教会,政府和教会最终认错并支付赔偿。之后,幸存者胜诉案例接踵而至,政府与教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等同于“将印第安气质抹杀于襁褓之中”。各国政府相继发表官方道歉,并予以经济补助,与原住民达成和解。

1990年新西兰Kura Kaupapa毛利学校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以弥补多年来毛利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Kura Kaupapa同为寄宿制学校,但由毛利人自己运营,意在将毛利孩子带回他们原有的文化当中。

 

1991年,加拿大皇家原住民委员会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角度对寄宿制学校展开全面调查,最终认定这些学校资金严重匮乏、无视儿童需要、疾病肆虐。

 

同年,澳洲政府签署备忘录,让被强制寄养的原住民能够查找当年将他们与家人分开的政策档案和记录等。政府也设立了澳大利亚与托雷斯海峡原住民社会正义专员一职,专责协调政府与原住民的关系。

 

1993年,加拿大普世圣公会就寄宿制学校向原住民道歉。

 

1994年,加拿大长老会道歉。

 

1995年,30名艾伯尼(Alberni)印第安寄宿学校幸存者起诉舍监Arthur Plint猥亵儿童并胜诉。不列颠哥伦比亚高等法院称这名舍监为“性侵恐怖分子”。

1997年5月26日,由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the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展开的对澳大利亚及托雷斯海峡原住民儿童强制寄养调查的报告《带他们回家》最终完成,披露了寄宿制学校和强制寄养政策“严重破坏了澳洲内部关系,人为销毁原住民亲生父母资料以防亲人团聚”等做法,指出“被偷走的一代”的政策侵犯人权。报告促使多方向澳大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原住民道歉。

 

同年,澳大利亚时任总理拒绝道歉,有关强制寄养的相关律例在他的任期内仍在实施。他发表“悔恨声明及和解议案”(Statement of Regret and Motion of Reconciliation)代替道歉。不过从1997年起,所有州政府与许多教会代表相继向原住民道歉,并开始着手建立相关项目提高民众对“被偷走的一代”的认识。

 

1998年起,澳大利亚将每年5月26日设为国家道歉日,全国各地举办各项活动,呼吁对此事有责任的组织道歉。

 

同年,加拿大政府发表《和解声明》,支出3.5亿加元用于为幸存者重建社区与心理治愈等。联合基督教会发表道歉声明。

 

2000年,新西兰政府资助了32所毛利学校。毛利小孩在5岁时开始双语学习。

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因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John Herron认为“被强制寄养的原住民儿童仅占所有澳洲原住民儿童的1/10,不能被称作‘被偷走的一代’”,引发原住民广泛不满,甚至威胁以暴力方式破坏奥运会。澳洲政府很快采取积极措施,将2000年定为“和解年”,并于当年5月举行了连续两天的“和解大游行”,主题为“共享我们的未来”,游行遍及全国各地,数十万人参加。不久,《与澳大利亚与托雷斯海峡原住民修好文献》发表。

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式发表对原住民的道歉,由时任总理陆克文宣读。原住民、“被偷走的一代”受邀前往国会参与道歉发表会。

6月11日,加拿大时任总理斯蒂芬·哈珀代表政府通过电视向加拿大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提斯混血儿表示道歉。加拿大开始意识到原住民寄宿制学校所造成的伤害,此前这黑色的一页鲜为人知。

2018年,安大略省原住民的集体诉讼在多伦多法院继续简易听证会。这桩从2009年持续至今的集体诉讼由1.6万名遭抢夺寄养的原住民孩子提起,要求政府给予13亿赔偿,这也是少数原住民对寄养制度而非寄宿学校提起的赔偿诉讼。判决将在明年1月下旬公布。若是原、被告对该判决不满上诉最高法院,预计整场诉讼将再持续2-5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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